北京青年报 《 我们一直传递着感动》 --临时主编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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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 《 我们一直传递着感动》 --临时主编 -王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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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 }9 [" O  y+ B9 C( U. Q' u/ X■王涛4月1日在本报编辑室
　　2006年5月，自费创建“绿色啄木鸟公益网”，宣传绿色出行，传播文明。坚持在公共场合劝阻、制止行人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等不文明行为。并带领广大志愿者进行“假日文明行动”。　　曾因参加本报与英国驻华使馆举办的“体验小变化，持续好生活”活动而获得“中英民间绿色使者”荣誉称号。
　　“2008年北京十大志愿者”表彰大会过去将近一个月了。社会各界学习十大志愿者先进事迹，传承奥运精神的活动不断展开，这将促进我国志愿者服务机制的完善，有效增加志愿者比例，早日实现人人志愿者的最高目标。政府支持志愿服务活动联合志愿者共同开展了“春芽行动”、“假日文明行动”等，并邀请十大志愿者担任培训服务工作。
8 S2 L/ L: s( E- g1 g" @/ ^! w% ]+ |　　有关十大志愿者的故事已经诸多媒体报道，但他们志愿背后的鲜为人知的细节少有披露。由志愿者自己撰写的文字也许更能吸引我们的目光，让我们一起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激情、痛苦和欢乐……
7 H8 B$ a! N# T) |5 s- s4 Q9 T8 f　　董明，一个身残志坚的优秀运动员，在颁奖现场我见到了这个快乐的22岁的优秀女孩，当我让她签字时，我发现她签字的手需要用另一只手协助完成，她是那样的快乐坚强。
& f7 L1 o' q' |$ r: i, m* h8 ~8 Q　　我们就此来探讨一个深邃的话题，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在地球上空走一趟，仅仅完成了一次演变。每个生命都被赋予了灵魂，每个灵魂都有自己的精神。如何放弃小我，变为大我，如何在短暂的生命里，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推动人类走向文明的发展。就让我讲述几位优秀志愿者，他们的内心世界，也许会对我们有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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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震发生以来我三次去四川，每一次到四川都带给我不同的感受。第一次是在5月26日，作为北京团市委首批由北京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心理工作者和101中学教师组成的支教小分队来到德阳九州体育馆。
　　第一次赴川，团市委给予高度重视，并做了充分的准备，大到帐篷、冲锋衣、卫星定位系统，小到手电、消毒巾、袜子。每个人的装备足可以应付5天左右的野外生存。每个队员也做好了最艰苦的心理准备。我自己还专门带上手提电脑、投影仪及少量的儿童影片DVD，我想孩子们会喜欢。出发前还参加了一个有关如何更好的帮助灾区人民恢复建设的座谈会，会上许多企业界代表提出不要一味的给灾区的孩子物品，担心养成贪图享受的心态；不要给灾民建太好的抗震棚，怀疑他们会不舍离开，影响下一步的工作进行。
　　5月26日，当我们一行带着强烈的使命感踏进德阳九州体育馆的时候，我们突然有一种走错地方的感觉，我们所看到的和事先的想像完全不同，这里，九州体育馆阳光明媚，彩旗飘扬，临时搭建的帐篷整齐地排列场馆四周，各种医疗救护、心理辅导、食品发放的站点比比皆是，还有临时浴室，帐篷小学，孩子们在嬉戏，高音喇叭里播放着流行歌曲。据说，几天前温总理曾经来视察。
　　当然，如果仔细观察，也能发现，在一些成人脸上还布满阴云，有人在帐篷里暗暗地流泪，巨大的寻人告示栏上贴满了失踪者照片、寻人电话，但是看的人寥寥无几，一些告示已经发黄、残缺了，许多孩子的身上还缠着纱布，只有这些才让我们想起他们刚刚经历过一场灾难。但这里整体的感受是快乐的、向上的，所以我们有些无所适从。因为我们是以一种强者的心态到来的，我们甚至想象这里水深火热，我们像天使一样带给他们希望和慰藉，但是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而过低估计了灾区人民的力量。
于是我们马上重新修正了原来的方案，因为我们还看到一个著名的心理大师在烈日下给小朋友读连环画，一些心理援助机构的人员在帐篷里打瞌睡。专业技巧在这里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和他们在一起，守在他们身边。
　　我们很快组织起40多名中小学生，成立一个临时班集体，孩子们自己起名叫“幸福”班，然后竞选班干部，一切像在学校里一样进行下去，然后组织他们举行主题班会、游戏、歌舞、绘画、和他们下围棋、跳棋比赛等。我们还在现场用包装箱做成象棋，用帐篷做成临时图书馆，晚上把帐篷当银幕，用电脑和投影给孩子们放DVD,这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每天我们还没起床，帐篷外就已经聚集了许多孩子等待着“活动中心”开放。
　　我们每天被感动着，因为孩子们的坚强和乐观。我也曾带着来之前人们的担心去观察，发现我们又一次误读了灾区人的内心，这里的孩子对吃和穿不感兴趣，更喜欢书和玩具，因为他们自己的这一切都被埋在废墟下，娱乐和知识是他们最需要的。当我乘车前往重灾区红白镇的路上，我见到的是这样的景象，一边是灾民在自家的废墟上支起破烂的锅灶生火做饭，而另一边是灾民在收割在插秧。这里的干部告诉我，灾民们不愿在救助站里等吃等喝，总惦记着家里的地和房子，逐渐都回到自家的废墟上开始自救，这使我想起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受苦的人没有悲伤的权力”。于是我为我们之前的讨论感到汗颜和悲哀。也许我们这些“物质”的人们，因为有的太多，所以更害怕失去，而这里的人们，属于他们的原本就不多，也就无所谓失去。
　　第二次赴川，我是惦记着“幸福”班的孩子们，时隔三个月，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怎么样了呢？是否还记得我们？带着疑问我随着中央电视台“知识守护生命”大型综艺节目摄制组再次踏进德阳这片令许多人牵挂的土地。
　　几经周折，找到了幸福班的班长王欢及她的同学。当我把与他们的合影递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沉默了，我问他们在想什么，他们的回答惊人的相似：“温暖。”“怎么看待幸福和快乐”，几乎又是惊人的相似：“只要亲人还在、朋友还在，家还在，就是幸福。”　　董明 截瘫不碍灾区救人
　　我今年22岁，来自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我是一名残疾运动员，也是一名光荣的志愿者，我受到过志愿者的帮助，也作为志愿者去帮助他人，志愿者，这个工作让我体会到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人与社会之间相互融合，拉近了距离、消除隔阂，重建信任、增进和谐。
　　我以前是一名跳水运动员，梦想着有一天能为国争光，让五星红旗在全世界的注目下升起！然而，一次比赛中，我为了救队友，不幸造成高位截瘫，由于伤势严重，有6年的时间我完全卧床，除了脖子哪儿都动不了，父母为了给我筹集医疗费，曾经还算富裕的家庭倾其所有，爸爸白天要打两份工，晚上还要上夜班，漂亮、高傲的母亲，也不得不为了生活费而出去捡垃圾，原来最大的痛苦，不是我残疾了，而是看见父母为我历尽辛酸。我鼓励自己，要振作起来！以前常常会觉得自己很小就经历了太多艰辛，但是，无形中我有了一份责任和另一个人生目标：我要用我的经历去感染更多人！
　　2001年7月13日，在北京申奥成功那一刻，我按捺不住激动，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我的胳膊竟然可以动了！医生说那是奇迹！这让我更加有了信心，我开始在网上写稿，为父母减轻了生活的负担，也开始资助农村失学的小朋友！
　

　2005年，身体有了更大的好转，我发挥自己语言和积极向上的优势，成为了一所聋哑学校的志愿者老师、环保志愿者、禁烟大使、文明过马路劝导员等。凭着运动员的天赋和努力，我被选为北京第一批新项目备战残奥会的运动员，重回了我魂牵梦绕的赛场！参加了全国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得到了志愿者无微不至的关怀，使我获得最佳球员的成绩！
2008年5月，汶川发生特大地震，作为一位中国人，作为一名志愿者，我也要行动，我滑动着轮椅和同学们走上街头募集捐款、献血。当看到电视里播放急需专业的心理辅导志愿者时，我再也按捺不住，就读心理学大二的我，说服了父母亲，拿出了我一万多元治疗费和四处借的一些钱，全家自费出动赶赴灾区，还带上我所传递过的祥云火炬，传递奥运坚持的精神。
　　我和父母前往了北川、什邡、都江堰等重灾区，先前反对我去灾区的父母，也在灾区成为了志愿者，爸爸负责抱伤员、搬物资，妈妈负责给伤员换药、擦洗身体，我负责心理辅导，唤醒了2位植物人，让5位父母双亡的孩子开口说话，让40多位因为地震造成的重度残疾人重树生活的信心，被成都、济南、沈阳军区邀请为1000多位士兵演讲，获得了第一位残疾人抗震救灾心理危机干预志愿者及四川省抗震救灾劳动模范的称号。
　　残奥会期间我成为了一名水立方的志愿者。上午负责发放餐券，下午负责礼宾，每当听到赛场上国歌响起，都让我充满无限动力与感激！
　　尽管失去很多宝贵的东西，仍然希望能够懂得珍惜和奉献，我常常告诉自己，不要问国家和社会能为自己做什么，要去想想自己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些什么。虽然我是一位残疾人，为什么我就不能去帮助他人，奉献自己呢！
　　我是2006年5月4日开始禁痰志愿服务的，在我的禁痰志愿服务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让我难忘的事情，这些事情鼓励着我，一直走到了今天。
　　我的志愿服务工作性质就是像啄木鸟在森林里一样，飞到哪里就要在哪里保护森林，保护我们的城市环境。在出门时包里一定要装上纸巾，这些都是首都文明办制作的纳痰纸巾，也许我忘了带别的东西，但是不要忘记带环保纸巾。
　　在公交站台，没有文明引导员时，我就是文明引导员，偶有不习惯而抱怨的，但最终也加入了队列之中。等大家有序上车后，我最后一个上了车。
　　有一次在车行驶过程中，有一个中年女性在大声地打电话，有乘客侧目，我一看离我太远，车上人多要挤过去会给其他乘客带来不便，在一个大站乘客下去了很多，这样我到了这位女士跟前，她看到我在注视她，我用手示意她声音低些，并用手捂着嘴，她很快就背过身去，虽然没有用标准动作捂上嘴讲话，但是声音小了许多，快下车时她终于讲完了，还对我示意抱歉。我看到了乘客们赞许的目光。
　　有一次我在换乘车站，一个剃光头的中年男人，他隔在我前面几个人排队，我听到他吐痰后，就过去，送他纸巾，并开始劝说，但是他像没有看到我一样，这样我就再告诉他“请不要往地上吐痰，”没有想到，这位北京爷们说：“你有病啊。”看这样子我说：“对不起，我帮你擦了。”这时我拿出纸巾，蹲在地上帮助他擦痰，我擦完把痰纸扔到垃圾桶，再排到我的位置。
　　这样的人是少数，很多被劝阻的人，都会主动擦去自己的痰迹，并表示感谢，或者说对不起。
　　我怎么可以忍受别人的辱骂和羞辱呢？这是我长期志愿生活锻炼的结果。2006年12月份在我作为北京市民代表参加了2008环境启动仪式后，在站台上等公交时，就看到了一位正在打电话的30多岁的男同志，他随地吐痰后，我就上前：“先生，你刚才吐痰了，请您擦一下。”没有想到这位一扬手：“你找打啊？”我没有害怕：“您好，我是志愿者，希望大家维护我们的环境，不要随地吐痰！”“你管得着吗，滚！”这时车来了，我随着这个男人上了车，坐在他旁边的空位上。我希望以我的真情来感动他，就接着说：“先生，请不要骂人，我是志愿者，仅仅是提示一下，改变我们的习惯。”还没有等我说完，这位30多岁的男人站起来揪着我的衣领：“怎么?你想打架，走，咱们下车。”这时旁边的乘客过来把他拉开……后来我不再说话，心里撮火。我看着窗外匆匆而过的人影，我的心里凉到了极点，反问自己，我还能做多久，我这样能改变人们的陋习吗？
这次劝阻后，我开始总结，自己劝阻时，缺乏微笑和真诚服务，不能有责备对方的意识。我改变了急躁劝阻方式，以尽量温和、尽量让对方可以接受的方式再次上路。
　　我坚持了下来。2008年1月因为参加英国大使馆和北青报举办的“体验小变化持续好生活”的活动获得中英民间绿色使者荣誉称号，并到英国体验绿色生活。伦敦是个干净整洁的城市，地上几乎没有垃圾，但偶尔还是能看到零星的碎纸和塑料袋。一天，我们几个绿色使者正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看到两个英国年轻人站在一个酒吧门口聊天，其中一个小伙子把烟盒揉成纸团，潇洒地一挥手，投向几米之外的垃圾桶，可没有扔准，纸团落在了垃圾桶外，却没有去捡。我走上前去，用英语介绍我们的身份希望他把垃圾捡起来，得知我们是来自中国的绿色使者之后，痛快地接受我的建议，把纸团捡起来投进垃圾桶，还竖起大拇指。
　　还有一个晚上我们在伦敦乘地铁回宾馆，在地铁口，看到了一个非洲籍的外国人，站在地铁口抽烟，我看到他吐了一口痰，等我到他面前用英语说明意思后，他扭头就钻进了地铁，他是我唯一在英国看到的吐痰人。在那里我“失业”了。这是一位外国记者说过的话：希望你早点“失业”。
　　和我一样，我们这群志愿者，大都是通过媒体报道后，参加到我们的志愿者队伍来的，好多志愿者，都说终于找到组织了，他们都是极其厌恶随地吐痰行为的市民和学生，还有一些退休职工。
　　刘辉 联合国志愿者志在建“桥”
　　2007年正值澳大利亚总理大选，我在澳大利亚工党竞选办公室工作，帮助工党做华人选区的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一份长达二十多页的文件，在这份文件里，有两个数字强烈地抓住了我的心。一个是发达国家40%左右的公民都有志愿服务的记录，另一个数字，在中国参与志愿服务的人不到3%。我的心被这两个数字深深震撼了。
　　当时身在异国他乡的我，对“中国”两个字无比敏感，既为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而骄傲，也为国际社会有些敌视华人的情绪而愤怒。如果说40%代表的是发展是先进，那么3%意味着什么呢？这两个数字让我心里久久无法平静。在那一刹那，我毅然决定放弃了在澳大利亚可以取得的职位和身份，加入了这个联合国合作项目，“通过2008年奥运会推动中国志愿服务发展”。
　　作为一名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奥运志愿项目新闻官员，我的大部分工作是在幕后。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和北京团市委、北京奥组委志愿者部、中国经济技术交流中心还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2007年签署了“通过2008年奥运会推动中国志愿服务发展”的合作协议。作为该项目官员，我主要负责协调中方和联合国合作方的关系，以积极推动该合作项目的发展。由于我的积极协调和斡旋，该合作项目中奥运骨干志愿者培训、绿色奥运和奥运成果转化工作进展顺利。中外合作方通过这一项目，增进了了解、交流了经验，并且通过这个窗口向国际社会展示了北京奥运志愿者积极正面的形象。在联合国官方网站、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的官方网站都有专栏或特别专题介绍北京奥运志愿者。我还利用自己的媒体工作背景，最大限度地向国内外媒体宣传北京奥运志愿者优秀和杰出的工作。最后，联合国副秘书长亲自并且是首次将“联合国卓越志愿服务组织奖”颁发给北京志愿者协会，也是我积极参与了斡旋和谈判的结果。与此同时，由我策划的“人人都是绿色奥运志愿者”活动也在奥运会期间赢得了海外游客和北京市民的认同。
在奥运会即将拉开战幕之前，我接到一个任务，那就是在北京志愿者协会的统一部署下，完成好特聘专家大卫·布莱特的接待工作。作为悉尼奥运会志愿者工作的总协调人，大卫此行的身份是奥组委特聘专家,他要通过一个月跟踪咨询为北京奥运会提供专业的建议。我和一群海外留学生志愿者一道加班加点，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大卫咨询”，每天都把专家的建议第一时间报送给决策层。与此同时，为了从不同角度更全面地掌握公众对奥运志愿者的评价，我接手了另一个任务，制作“外媒通讯”。通过联络调动一大批爱国留学生志愿者，“外媒通讯”也能及时反映海外舆情，并收集整理了海外媒体对北京志愿者的看法和意见。为决策者提供翔实的信息和第一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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